诗礼春秋(对联里是什么“习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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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联里是什么“习诗礼”？

王阎运作的自挽联云“春秋表仅成,赖有佳儿习诗礼;纵横计不就,空余高咏满江山”,

附带讲一讲王闿运的生平和故事。

王闿运 (1833-1916) , 湖南省湘潭县云湖桥人, 晚清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史学家和经学家。他才高八斗、抱负远大, 但生不逢时, 命运不济, 平生只在晚年象征性地当了半年左右中华民国的国史馆馆长, 不但没有留下可歌可泣的功业, 反而落下“名满天下、谤满天下”的名声。对此, 王闿运至死都难以释怀。“春秋表仅成, 赖有佳儿习诗礼;纵横计不就, 空余高咏满江山。”[1]这幅自挽联表达了他对自己人生的惋惜、无奈和留恋, 更是他紧张人生的写照。

王闿运的紧张人生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帝王学”理想与严酷现实的矛盾

帝王学是帮助权势人物成就帝王功业的学问, 主要包括经国学、谋略学、管理学以及术、识人用人术、驾驭术、纵横术等内容。王闿运在青壮年时代热衷帝王学, 试图凭自己对时势的把握, 运用纵横术, 游说肃顺、曾国藩等权臣成就惊世功业。

王闿运初次兜售帝王学的对象为肃顺, 但因祺祥政变而迅速落空。

1858.年赴京应会试时, 王闿运因龙汝霖、李篁仙等湘籍友人引荐而认识了当时声势煊赫、权倾一时并深得咸丰帝信任的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肃顺。肃顺才识过人, .且很有抱负。当时, .肃顺试图延揽天下英雄, 以收人望, 王闿运因才华出色成为延揽对象。肃顺将王闿运当作异姓兄弟, .甚至还提出为出资王闿运捐官郎中。王闿运觉得遇到了“知己”, 与肃顺结下了相当密切的关系, 希望肃顺采纳其建议实现其经济天下之志。肃顺虽炙手可热、大权在握, 但因铁面无情、不知妥协, 除积弊过于苛猛而为朝中一帮与贪腐有干系大臣的痛悢, 难免失败。经友人致信提醒, 王闿运随即借前往济南探望山东巡抚丁宝桢而离开京城。1861年, 咸丰皇帝病死于热河, 叶赫那拉氏联合恭亲王奕訢发动政变, 八位顾命大臣之首的肃顺被斩首, 其他七位分别被赐死、流放、革职。王闿运因早就远离肃顺, 才没划入“肃党”, 保住了身家性命。但“帝王之学”尚未开始就已经结束, 王闿运内心充满了遗憾。

王闿运曾三次向曾国藩奉献纵横术, 但都未被采纳, 以失望告终。

第一次是咸丰十年 (1860年) 初建言署理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取代清王朝自立。

1860年初, 围困天京的清军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被太平军攻破, 咸丰帝被迫诏令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 指挥湘军对抗太平军。曾国藩由有名无实的兵部侍郎成为集军权与行政权于一身的封疆大员。获悉这一人事变动后, 王闿运认为施展自己擅长的帝王学的千载难逢之机到了, 便匆匆前往湘军总部所在地安徽祁门县替曾国藩献纵横之策, 游说曾氏代清王朝自立。但曾氏却拒绝了他的建议, 这使他失望之极, 怀着壮志未酬的心情告别了祁门。离开祁门后, 他写下“道在身将老, 名轻愿不刊。浮生信舟楫, 高咏满江山。王粲从军去, 陶潜解印还。文章吾后汝, 流传愧兵间”的诗句,[2]134流露出“纵横计不就, 空留高咏满江山”的情怀。纵横计不被采纳, 漂泊无依之感油然而生, 还没到三十岁, 就发出.“道在身将老”的悲叹, 王氏的人生紧张和不安可见一斑。

第二次是咸丰十一年七月 (1861年8月) 投书建议曾国藩率湘军进京, 阻止母后干政。据王闿运长子王代功所撰写的《湘绮府君年谱第一卷》披露:这年七月, 文宗皇帝晏驾热河, 郑怡诸王以宗姻受顾命, 立皇太子, 改元祺祥, 请太后同省章奏。其父与曾书, 主张亲贤并用, 以辅幼主, 恭亲王宜当国, 曾宜自请入觐, 申明祖制, 庶母后不得临朝, 则朝委裘而天下治。曾一向谨慎, 自以功名大盛, 恐蹈权臣干政之嫌, 得书不报。厥后朝局纷更, 遂致变乱, 其父每太息痛恨于其言之不用也。王闿运对咸丰帝遗命皇太子与太后同理朝政感到忧虑, 投书建言曾国藩率军进京申明清庭祖制, 阻止太后干政。但曾国藩得书不报, 没采纳他的建言, 终于酿成政变, 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肃顺被处决。因而, 王闿运心中对曾氏充满了怨恨。

第三次是同治三年 (1864年) 湘军攻陷天京后, 再一次建议曾国藩取代清王朝自立。

王森然在《近代二十家评传》中提到湘军攻下天京后, 王闿运曾“会走谒文正于金陵节署, 公未报, 但遣使召饮。先生笑曰:‘相国以我为廻蒐乎?’径携装乘小舟去, 追谢弗及。”[3]说的是王闿运一次到金陵节署呈上信函欲拜会曾国藩, 但曾氏没有回访, 只是让一个使者到王氏下榻的地方请王闿运去他的官邸喝酒。王闿运笑着说, 文正以为我是吃喝而来的吧!便携行李乘小舟离去, 来使回报, 曾国藩感觉失礼, 想赶上道谢, 但来不及。王闿运既然不是为吃喝而来, 结合当时天京的局势, 应当另有他图。王代功所撰写的《湘绮府君年谱第一卷》提到, 王闿运同治三年八月至长沙, 在广州时, 安徽巡抚唐公艺渠约府君为江淮之游, 云临淮略定, 将谋善后之策。十月至江宁记曾侯, 循淮扬将军游清苑。从王代功的叙述来看, 王闿运的确在湘军攻陷天京后, 就如何应对江南局势前往金陵向曾氏有所建言, 但曾氏又一次拒绝了他。抱着失望的心态, 北上济南看望好友山东巡抚丁宝桢。在北上途中, 王闿运探访了石崇河阳别墅旧迹。石崇是西晋开国功臣石苞的小儿子, 生长权门, 少年显达, 二十多岁位列九卿;五十岁时因党祸遭罢官, 归居河阳别墅。人生福祸无常, 使王闿运产生了归隐山林的念头。随即借石崇旧题旧韵, 作《思归引·并序》, 以明归隐心志。王代功在为其父撰写的年谱中作了引述:同治三年冬, 余从淮沂游于燕赵, 过桃源之镇, 重访石崇旧河。朔风飞雪, 僾焉而叹, 停车裵回, 感念伊人, 咏其《思归》之篇, 悲所志之不遂, 重寻自序, 喟然而悟。王闿运抱着善后江南局势的动机走访曾国藩, 而在探访石崇河阳别墅后因感怀自己志向无法实现, 于是萌生归因之念。

王闿运的三次纵横计被曾国藩拒绝, 表明纵横计的理想与残酷的现实之间存在尖锐的对立。作为一介书生, 王闿运所献的纵横计仅仅是好高骛远之论, 并没有对实现计谋的条件、途径等可行性做过充分的论证, 实际上是空想。他游说的第一个对象肃顺因为皇帝赏识而权倾一时, 但树敌过多, 又没掌握兵权, 根基不牢。王闿运将理想的实现寄托在他身上, 是识人不准。而游说湘军统帅曾国藩取代清王朝自立, 更是一厢情愿。这有三方面的原因:其一, 曾氏深受理学思想浸润, 忠君思想根深蒂固, 根本不会造反。其二, 曾氏一生谨慎, 言行缜密, 从不冒险, 谋反一旦失败, 会被诛灭九族, 后果不堪设想。其三, 曾氏与太平军作战多年, 深深体会战争导致的生灵涂炭, 不愿轻起事端。二、秉笔直书与为袍泽隐的冲突

从现有文献看, 王闿运在撰写《湘军志》的过程中没有处理好秉笔直书与为尊者隐的冲突, 受到以曾国荃为代表的大批湘军将领和以郭嵩焘为代表的大批湘籍士绅的责难、谩骂, 成为导致其紧张人生的主要原因。

王代功在《湘绮府君年谱第二卷》记述, 光绪元年十一月 (1875年12月) , 曾纪泽派使者致书请王闿运至长沙商议簒修《湘军志》事。曾纪泽主张簒修《湘军志》的理由是:“洪寇之平, 功首湘军。湘军之兴, 二十余年;回捻平定, 又已十年。当时起义之人、殉难之士, 多就湮没, 恐传闻失实, 功烈不彰。必当勒成一书, 以信念而传后。”之所以请王闿运簒修, 是因为他“志在著述, 亲同袍泽, ……且文正尝言, 著述当属之王君, 功业或亦未敢多让, 今日军志之作非君而谁?”[4]鉴于曾纪泽给出的理由难以驳回, 王闿运不得已接受了簒修《湘军志》的任务。

接受簒修任务后, 王闿运在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实地考察的基础上, 先后花了7年时间, 直至光绪七年底才编纂成《湘军志》。该书在褒扬湘军的功勋战绩、称颂曾国藩、罗泽南、彭玉麟的同时, 还客观记叙了太平天国军队前期攻势的凌厉、湘军初期屡战屡败的窘境, 更记录了曾国荃率领湘军攻陷天京后纵容将士烧杀掳掠, 侵吞财物的违法行径。因秉笔直书, 不虚功、不讳过, 王闿运对该书充满了期待, 指望它可以和《史记》《后汉书》相提并论, 是一部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信史、良史。

然而当湘军将领曾国荃、刘坤一, 湘籍士绅郭嵩焘、黄子寿、左锡九等看过《湘军志》的刻本后, 异常愤怒, 认定它是“诬书”“谤史”;曾国荃还扬言要杀掉王闿运, 以解心头之恨。郭嵩焘则认为王闿运“颠倒功过是非, 任意低昂”。[5]他们认定《湘军志》为“诬书”“谤史”的理由为:一是王闿运没有史德, 书中对湘军统帅曾国藩不尊敬, 多有讥贬。二是对太平军没有口诛笔伐, 对它们前期的表现有所肯定。三是对湘籍将领的功绩、贡献着墨太少, 而对塔齐布、多隆阿等非湘籍将领的战功渲染太多。四是对曾国荃指挥湘军将士攻陷天京这一重大战役叙述太少, 对曾国荃不恭不公。五是没有为湘军将士隐去不良言行, 将他们在攻陷天京后所干过的不法勾当全都记录在案。正因为如此, 曾国荃、郭嵩焘等迫使王闿运将《湘军志》毁版。为了消除《湘军志》的影响, 曾国荃另请幕僚王定安重新编纂《湘军记》。

《湘军志》之所以遭到湘军将领和士绅的抨击, 是因没有达到曾国藩、郭嵩焘、曾国荃等倡导修志者表彰湘军功烈、流传后世的初衷。王闿运之所以没有采纳他们的彰显功绩、隐去错误的意见, 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秉笔直书的修志观压制了为袍泽隐的乡情观。作为一个有抱负的思想家、学者, 当帝王学的希望破灭后, 王闿运期望簒修一部堪比《史记》《后汉书》的信史、良史, 以便流芳后世。因而, 在秉笔直书与为袍者隐的二难选择中, 他偏向了前者。二是个人感情因素的发泄。王闿曾经多次向曾国藩出谋划策, 但曾氏始终不采纳。这种不受信任、尊重的经历, 使王闿运心中积下了太多的怨恨, 便借修志的机会加以发泄。

前文说到, 簒修《湘军志》时如何处理秉笔直书与为袍泽隐的冲突是导致王闿运人生紧张、困惑的主要原因。笔者的论点是有根据的。早在修志的过程中, 王闿运就感到了紧张和困惑。他在光绪四年三月二十五日的日记中写道:“作军志, 看方略, 曾奏将毕矣。然叙次殊不及前, 以彭、杨、曾构陈事, 三人皆不欲载, 有依违也。故修史难, 不同时失实, 同时循情, 才学识皆穷, 仅记其迹耳。”[6]650《湘军志》修成后, 湘军将领和士绅的过激反应, 给王闿运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更加剧了其紧张人生。

从光绪七年十二月三日首次将《湘军志》赠送郭嵩焘至光绪八年正月二十日将《湘军志》刻版交给郭嵩焘销毁的近五十天里, 王闿运可谓备受煎熬, 寝食难安。面对湘军将领和湘籍士绅的“诬书”“谤史”责难、王闿运开始只是希望受到赠阅《湘军志》的人士烧毁了事, 不但不被接受, 反而要求毁版并离开湖南两年, 以避众怒。光绪八年正月十七日, 湘绅左锡九前去索要刻版时, 王闿运深感悲愤, 非常生气地说:“吾以直笔非私家所宜, 为众掩护, 毁版则可。外人既未出赀属我刻, 而来索版, 是无礼也。君不宜为众人所使, 且置身事外以免咎尤。此版吾既愿毁之, 又何劳索?”[6]1072基于这种心情, 王闿运当天拒绝将《湘军志》的刻版交给左锡九。然而过了三天, 经不起舆论的压力, 他还是派人将《湘军志》的刻版及印刷的纸质文本送给郭嵩焘销毁。

王闿运花了七年时间和大量心血撰写的《湘军志》开罪了不少老朋友, 不但被迫毁版, 而且被勒令离开湖南两年。设身处地思考, 王闿运因撰写《湘军志》受到如此责难时, 正是爱子代丰的灵柩刚从四川运回湘潭、尚未下葬时。两方面伤痛的夹击, 导致了他人生无比紧张和不安。三、家兴愿望与人生旅途不顺的反差

从懂事起, 王闿运就立志振兴家业。然而, 造化弄人, 他的家兴愿望与其人生旅途不顺形成鲜明的反差:科场不顺、仕途受阻、痛失爱子, 除了赢得大名士的称号外, 没有实现振兴家业的初衷。

首先, 科场不顺。学而优则仕, 通过科举考试是封建时代学子走上仕途, 实现人生价值的主要途径。王闿运的父辈当初将他取名为开运, 除了开启好运外, 另一个更好的期望是天开文运, 熟读经史, 博取功名。王闿运从幼年开始就入私塾学习, 从表现平平到学业精进, 就是奔科场而去的。太平天国起义打乱了王闿运的科场计划。1856年, 湖南境内的太平军被肃清, 清廷同意1857年举行乡试, 并补行1852年、1855年两届乡试。迟延5年才参加乡试, 这对王闿运等士子来说的确在心灵上造成了伤害。从现有资料看, 他并不清楚1857年湖南会举行乡试, 因而准备并不充分, 是在母亲的敦促下应考的。所幸的是, 由于基础扎实, 王闿运以第五名的成绩高中举人。

也许这次意外的打扰给王闿运造成的伤害太深, 此后他便没有静下心来专心致志地准备, 参加科考。1859年, 王闿运第一次赴京会试不第后, 相隔12年即1871年才赴京第二次参加会试。而他这次参加会试的目的并不是中试, 而是“赴试为名, 出寻通彦”。[6]277意即名义上是参加会试, 实质上是为了探访、结识才德出众之贤士。

其次, 仕途受阻。1859年王闿运赴京会试不第后, 经湘籍友人引荐结识了深受咸丰皇帝恩宠的权臣肃顺。肃顺为王闿运的才华折服, 愿意为他花钱捐官, 也愿意向咸丰皇帝举荐他做官。但由于生性高傲或害怕他人说闲话, 王闿运都谢绝了。这就是说, 他也堵死了通过肃顺的关系走上仕途的门槛。庆幸的是, 他没有接受肃顺的提携。否则, 祺祥政变后, 他会被列入“肃党”黑名单中, 受到清洗。

离开肃顺府后, 王闿运在山东巡抚丁宝桢处短暂停留后便因丁母忧回湖南。如前文所述, 1860年初、1861年8月、1864年10, 王闿运先后致函或面见湘军统帅曾国藩, 为他出谋划策, 献纵横计。王闿运虽然宗今文经学, 治学强调经世致用, 从经典中引伸出回应现实问题的观点来。但他的通经致用并不是援引经典中的论点去亲自实践、实现自己的理想, 而是将它游说给握有实权的官员, 由官员动用自己的权力去实现。问题是, 他从经典中引出的大部分见解是脱离现实的纵横策, 不但难以实现, 而且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生性谨慎、深受理学浸润的曾国藩自然不会采纳他的意见。这就是说, 曾氏并没有将他看作一路人, 没有作为知者和智囊。为避免日后可能带来的麻烦, 曾氏当然不会向朝廷举荐他为官员。郭嵩焘、左宗棠等地方大员兼湘籍好友也出于与曾氏同样的心态, 对他不待见。这样, 王闿运的帝王学理念彻底阻断了通过特殊途径走上仕途的门槛。

再次, 痛失爱子。王闿运与妻子蔡梦缇育有四子, 即王代功、王代丰、王代舆、王代懿。四个儿子中, 老二代丰聪颖, 善治学、齐家, 深为闿运喜爱, 被视为家学继承人和家业振兴人, 得到比长子王代功更多的栽培。但这样一位优秀儿子却在23岁时因伤寒而英年早逝, 令王闿运悲伤不已。光绪七年闰七月上旬, 王代丰辞别任尊经书院山长的王闿运回湘, 途经夔门即瞿塘峡时因病离船上奉节调养。但这次伤寒来势太猛, 七天时间便夺去了王代丰的性命。光绪七年八月十八日, 王闿运收到了来自夔州即奉节的书信, 获悉代丰病逝, 悲痛欲绝。他在十九日的日记中写道:“追思廿三年父子之恩, 自其十七岁即能启予, 尽传我学, 但辞章不及耳, 忽失此人, 令人气尽。”二十日, 因祭奠代丰有违丧礼, 他伤心地说:“若丰儿在, 不至此也。”二十一日, 当王代丰的灵柩运抵尊经书院, 院生、好友致祭时, 王闿运“遂哀而不自弭矣”。[6]722) 在陪伴代丰灵柩回湘经过当时代丰染病的地方时, 他写下了《泊绵洛口, 感亡子归舟所经, 凄然有作》的伤感诗。诗云:“船音切寒晓, 儿气黯江沱。思子情虽意, 长离终奈何。舣舟临绵洛, 怀抱忽蹉跎。漫漫羕路平, 凄凄古事过。”[]) 光绪八年纪念代丰病逝一周年时, 王闿运写下了更凄凉的《感哀陈鄞县诗一首》:“忧思徒增伤, 郁郁又逢春。乘流观漂雨, 念子始别晨。固知闻丧久, 情响忽如亲。久要恨不忘, 欢爱集酸辛。驰思迷生死, 吐唱诉灵神。”[2]271诗中流露了痛失爱子的悲戚心情。四、体制外批判与体制内期盼的煎熬

体制外批判与体制内期盼是王闿运紧张人生的又一表现。所谓体制外批判是他总是站在封建制度的对立面去批判、挑剔那些不顺他眼的制度、措施、现象等。而体制内期期盼是王闿运内心深处又期望从封建制度下获取某些于己有利的权利。

由于科场不慎、仕途受阻, 加上狂狷的魏晋士人风范, 王闿运始终以一介布衣书生的身份在活动, 没有融入主流社会, 与官员士绅、官方意识形态垒起了厚厚的隔膜。晚清社会体制外旁观者的角色, 决定王闿运往往以挑剔者、质疑者的身份出现, 而不是以欣赏者、建设者的身份出现, 其言行常常显得有些“另类”。人都是生活在特定的社会中, 都得适应社会, 依靠社会提供的物质条件、文化条件等生存。王闿运虽然魏晋风骨十足, 但也得食人间烟火, 还得抚养子女, 肯定会期盼从现实社会中获取自己需要的权益。因而, 他在体制外批判现实的同时, 又有体制内的期盼。这种体制外批判与体制内期盼的对峙, 构成了其紧张人生的又一个原因。王闿运的体制外批判与体制内期盼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 既排斥又留恋科场。王闿运对科场有点厌恶, 不到40岁就不再涉足。否则, 就难以理解他在1859年进京会试落题后, 直至1871年再一次进京会试, 而且这次是以进京会试为名, 实则是结交才俊。这表明, 他对科场有些厌恶。但有两点难以理解:其一, 王闿运晚年对清政府赏赐的功名很在乎。光绪34年 (1908年) , 光绪皇帝批复湖南巡抚岑春蓂, 赏赐王闿运为翰林院检讨。宣统三年 (1911年) 正月, 清廷因王闿运乡试中举重逢花甲特授王闿运翰林院侍讲。对此, 他感到非常欣慰, 引为荣耀。对于宣传三年正月初二荣获的翰林院侍讲头衔, 他赋诗二首:

“喜闻元日降恩纶, 旧笥重开拜赐新。玫石青于瑶圃玉, 绣花红染御香尘。头衔远胜三年学, 顶带荣加百岁人。敢道传衣得仙诀, 炼丹应许廿三春。”

“老归湘浦学垂纶, 不道年来宠命新。许向阁师称后辈, 久从文苑挹清尘。冰条近染蓝云色, 琴酒容陪绿野人。输与金鱼便三品, 莫言铅汞几经春。”[8]王闿运既然这么在乎科考带来的头衔, 那么早离开科场多少有点让人难以理解。

其二, 王闿运十分重视子辈的学业, 期望他们通过科考走上仕途。这可从他对长子代功科场不顺的焦虑中得到佐证。王代功生性迂拙, 荒于学业, 但他仍勉励他走科举之路。他曾书示代功:“汝八股未通, 曾不自知但云不佳, 何其僭越。但终久有一举, 亦不必性急也。漂流游学、尽发科名, 白首芸窗, 亦其应得。”[9]王闿运的语言中虽对代功的学业不满, 但还是充满期待。然代功乡试屡次落题后, 难掩失望之情。他在光绪二十年九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中写道:“看北榜录, 功儿仍未得举, 蹭蹬四十矣。”[]王闿运让年届四十的代功参加乡试, 可见他对儿子通过科考走上仕途的期盼。这与他自己对科场的无所谓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其次, 既轻视又极力结识官员。科场不顺、仕途受阻的王闿运对官员的态度多少有点矛盾:既轻蔑、戏弄, 又倚重、结交。

先看他对官员的轻蔑、戏弄。对于湘军统帅曾国藩, 王闿运不但不像别的文人那样极力巴结、以被纳为门生为荣, 而且保持平等的独立人格, 敢于指出、讽刺其不足。曾国藩死后, 其他达官文人撰写的都是歌功颂德的挽联, 而他却写了一幅讽刺、嘲弄的挽联:

“平生以霍子孟、张叔大自期, 异代不同功, 勘定仅传方面略。

经术在纪河间、阮仪征之上, 致身何太早, 龙蛇遗憾礼堂书。”[10]

意即曾国藩常常以西汉霍光与明朝张居正自许, 但于时代不同, 功业相去太远, 不像霍张二人那样位居权力中心, 总揽全局, 而仅仅力撑东南半壁河山, 只不过留下一点用兵的方略而已;治经在纪昀和阮元之上, 但大官做得过早, 没有留下像样的学术著作。在王闿运看来, 曾国藩的功业一般, 而缺陷则很明显。曾纪泽看了这幅挽联后, 气得大骂王闿运狂妄。

对于民国总统袁世凯, 王闿运百般嘲弄:当袁世凯1912年聘请他出任国史馆馆长, 主持中华民国史的编修, 他虽然接受聘请, 但迟迟不肯北上, 直至1914年6月才履职, 但年底就不辞而归。他虽担任民国的国史馆馆长, 但对民国并认同。曾揶揄中华民国还是两岁小孩, 没有必要写祝寿文;中华民国是瓦岗寨、梁山泊, 用不着编史。据说有一次, 王闿运经过故宫的新华门, 故意将“新华门”念成“新莽门”, 意即中华民国政权是像王莽篡汉那样用非法手段得来的。

民国成立几年, 社会还是乱糟糟的, 百姓生活异常艰辛。为此, 王闿运撰联讥讽曰:

民犹是也, 国犹是也, 无分南北;总而言之, 统而言之, 不是东西。

王闿运对于曾国藩、袁世凯这样位高权重的官员都能随意戏弄、讥讽, 其他官员就更不在话下。

但另一方面, 王闿运却又热衷与各色官员打交道, 以提高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他除了交结湘籍官员与士绅外, 与四川、江西、广东、江苏、京师的不少官员都有交往。鉴于他的名士身份, 官员们也以与他打交道为荣。同治三年正月, 王闿运出游广州, 纳广西籍歌妓莫六云为妾。然而, 这样一桩普通不过的生活小事, 却名动七位督抚。两江总督曾国藩、两广总督毛鸿宾, 湖广总督官文, 广东巡抚郭嵩, 湖南巡抚恽世临, 江苏巡抚李鸿章, 湖北巡抚吴元炳等官员来函祝贺。这不能不说他与官场、官员交往之深。对于儿女的婚姻, 王闿运也注意挑选官宦士绅人家, 彰显了他与官员的渊源。长子王代功娶民国元勋黄兴之妹为妻, 二儿子王代丰娶长沙诗人彭申甫的女儿为妻, 四儿子王代懿娶杨度的妹妹、才女杨庄为妻, 长女王无非嫁文学家邓辅纶的儿子邓国瓛, 七女王茙嫁给四川巡抚丁宝桢的儿子丁体晋, 十女嫁山东巡抚陈士杰之子陈兆璇。

最能体现王闿运与官场、官员关系之深的是他逝世后, 官场、官员的反应。1916年9月24日, 王闿运于病逝于湘潭县云湖桥家中。得悉讣闻, 民国总统黎元洪亲自撰写神道碑文挽联, 遣使亲自送至丧家。

联云:司马笔精堪接轨, 公羊墨守更传经。

民国总理熊希龄也撰写挽联, 联云:

楚学离中原以独行, 读湘绮全书, 直接汩罗大夫、船山遗老;

教育先政治以革命, 张公羊三世, 实启西川弟子、南海名人。

而教泽惠及的湖南、四川、江西三省, 则举行了盛况空前的公祭仪式。

导致王闿运紧张人生的主要原因为:狂狷个性的遗患, 保守人格的危害, 名士风流的影响。王闿运虽然人生紧张, 但却尽享天年, 活了近84岁, 可谓长寿老人。他之所以能长寿, 是因为有独特的摆脱紧张人生的途径。这就是:崇尚庄子的逍遥人生,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潜心学术和教育事业, 处世交往豁达幽默。限于篇幅, 这两部分内容的阐述, 只能留诸下文。

选自《湖湘论坛》2018.07

2、历史上有哪些著名挽联？

茅盾母亲为其父写的挽联：

幼诵孔孟之言，长学声光化电，爱国忧家，斯人斯疾，奈何良才未展，死不瞑目。

良人亦即良师，十年互勉互励，雹碎春红，百身莫赎，从今誓守遗言，管教双雏。

［注：茅盾（1896年7月4日一一1981年3月27日）字沈雁冰。现代著名作家。浙江省乌镇人。10岁丧父，由其母亲抚养长大。］

3、你知道晚清狂人王闿运吗？

一个人，才华早露，未必是好事。

王闿运是湘潭才子，二十六岁即高中举人，在湘人中很有声誉。那一时期，他曾周旋于湘军诸位大佬之间，受过曾国藩的厚待，但因为生性高傲，言谈甚狂，在曾国藩那里，他只为清客而不受事。

有人说，王闿运早早地就开始研修帝王之学，跟曾国藩打交道，那是他在寻找、观察可辅之主。

咸丰七年，王闿运赴京师应礼部会试。此番进京，虽说王闿运没能大魁于天下，但落第之后他却凭借一身才学交上了宏图大运。

咸丰帝身边的当朝红人肃顺颇为欣赏王闿运，于是将他收入帐下，直接叫他做了大清中枢的智囊。

在肃顺府中，王闿运曾为营救左宗棠出过一把关键力气。那时，左宗棠尚是无名师爷，因樊燮一案前途命运十分凶险，关键时刻，湘人王闿运和郭嵩焘等人及时出手，先搞定肃顺，又怂恿潘祖荫弄出一句“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最终，在湘人的运作，肃顺的保荐下，左宗棠逢凶化吉，从此走上中兴名臣路。

按说，二十六七岁一脚便踏进了京师中枢，王闿运的仕途之路应该宽广才对。

怎奈福祸难料，王闿运的仕途竟然是刚敲开中枢高门，未走两步，即陷入了无路的死地。

咸丰帝是个苦命的帝王，气性小，又接连遭遇灾祸，这边太平天国还没剿灭，那边英法联军又打上门来，两大祸前后夹攻，咸丰帝郁闷难解，愈加颓废，最后干脆崩在了热河避难地。

咸丰帝死后，肃顺大意轻敌，竟被二十六七岁的叶赫那拉氏联合恭亲王搞掉了。肃顺一死，王闿运随即被打上“肃党”烙印。幸亏慈禧在辛酉政变后没有搞株连，否则，一代狂士可能早早地就已经人头落地了。

命是保住了，但自慈禧当政后，王闿运想再谋仕途之路，那显然已经不可能，除非慈禧早死，可偏偏慈禧不仅特别能活，而且还牢牢地控制大清朝政长达四十多年之久，如此一来，王闿运就没办法了，只能埋头去做名士。

跟其他名士不同，王闿运做名士是有野心的，他自认胸中有三门学问：功名之学、诗文之学、帝王之学。尤其这帝王之学，在王闿运看来，只要寻得一雄主，他还是能实现帝师抱负的。

曾国藩呈现出统领东南半壁江山的威势之后，王闿运曾认为老曾就是他要寻找的雄主，可曾国藩只愿做完人，不敢行帝王事，最终王闿运被曾国藩连泼“狂妄”凉水，铩羽而归。

自己寻雄主无望后，王闿运依旧没有死心，转而他又将希望寄托在其帝王学传人杨度身上。

这杨度后来将袁世凯忽悠的那叫一个惨。

说王闿运乃晚清狂妄名士，除了胸中藏有帝王之学，平日里，他的举止爱好，那也不白给，另类出格的很。

历朝历代，名士几乎有一标配，必须有大量的风流韵事。

然而，王闿运的风流韵事却叫时人大跌眼镜，他不好名妓、名媛，独好老妈子。

关于王闿运好老妈子，时人有评价，晚清的名妓早就没了前朝柳如是、李香君辈的文韵风华，王大名士不屑在她们身上下功夫，而抬举爱好老妈子这种惊世骇俗之举反倒能达到脚踩众人，我独狂的效果。

此话怎讲呢？

在尽是达官贵人的席面上，独他王闿运带一粗鄙的老妈子坐在那里，这样的举动叫那些夫人名媛以及她们背后的显贵们，情以何堪。

在王闿运爱好过的那些老妈子里，最有名是的是周妈。据说，王闿运不仅睡非周妈不香，饭非周妈不饱，而且头上的小辫子，非周妈梳理侍弄不舒服，梳理完了，还必须由周妈帮着扎上一个大红的头绳。

清朝灭亡，袁世凯做了大总统之后，邀请王闿运进京做国史馆馆长。王闿运很酷，什么都可以不带，但周妈必须带上，而且一路上还得不停地撒狗粮、秀恩爱。

王闿运心中装着帝王之学，对区区一国史馆不大看的上，于是乎，周妈趁虚而入，成了国史馆的当家老妈子，整日借着王闿运的名义，四处捞钱，替人求官，不多久，泱泱大国的国史馆就叫这个大字不识一个的老妈子搅合的混乱不堪、乌烟瘴气。

借周妈将玩世不恭耍到这种程度，王闿运的狂妄在当时京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王闿运招弟子，跟好老妈子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借粗鄙来贬低所谓的权贵名流。

杨度，夏寿田这些寄托希望的弟子不说，王闿运曾特意招过三个匠人做弟子，这三个匠人是谁呢？木匠齐白石、铁匠张仲飏、铜匠曾招吉。

齐白石够牛吧，但王闿运根本瞧不上他，在日记里直嘲笑齐白石的诗是薛蟠体，而在齐白石看来，他的诗是第一流的，画倒在其次。

王闿运狂妄，但他的狂妄中可是包含着乱世生存的大智慧，来来往往，台上台下，他从来只是嘲谑，却从不真正发出恶声，如此，即便是当权者，对他顶多只是摇头，却从无憎恨之意。

腹中有帝王学的人确实了得，一旦发觉到潜在的危险，道行马上就显露了出来。

当初，杨度带头鼓噪帝制，有些遗老遗少会错了意，以为袁世凯这么闹是为了让清帝复辟，难免得意忘形，肆意叫嚷。

这其中就有王闿运的另一个弟子，宋育仁。

宋育仁不知道，如此叫嚣凶了，那就是动了袁世凯的“龙须”。

果然，不几天，宋育仁就被抓了起来，然后解递回籍。

先抓来，又放走，这一幕在王闿运看来就是捉放曹的把戏，其中意味凶险的很。

看清之后，王闿运立马拿周妈说事，他上书袁世凯说自己“帷薄不修”，约束不了家人，自己应该辞掉国史馆馆长，哪里凉快哪里呆着去。

更绝的是，没等袁世凯照准，老狂士紧接着就玩了一个三十六计走为上，从京城消失了。

细细想来，王闿运的狂妄，背后其实是逍遥通世，这是他能以狂人之姿活到八十多岁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