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哲学终极三问的答案，或许昆虫知道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高更 Gauguin 1897

保罗·高更在他的代表作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中，问了正如画作名所示的这样一组终极问题。事实上，这是宗教和哲学的中心命题。我们回答得了吗？似乎很难，但又或许可以。

今天的人类就像梦游者，游走在沉睡的幻想和嘈杂的现实中，心灵寻觅不到确切的位置和时间。我们创造出了星球大战式的文明，配备着石器时代的情感、中世纪的制度和如有神助的技术。我们“东闯西撞”，困惑于人类自身存在这一简单事实，也困惑于自身和其他生命体面临的威胁。

宗教永远无法解答这个巨大的谜团。自旧石器时代以来，数不清的部落都创造出了自己的创世神话。在我们祖先漫长的“梦世纪”，超自然存在借巫师和先知之名传话。他们化身为上帝、神仙、神圣的家庭、先人的灵魂、大神灵、太阳神、无上师、神兽、半人半兽、全能天空蜘蛛或其他各式各样的凡间形象。这些形象皆脱胎于精神领袖的梦境、幻觉和丰富想象力，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形象塑造者所在环境的影响。在波利尼西亚，神分开了大地与大海，创造了人类和其他生命。居住在沙漠的犹太教、基督教等部落中，先知们则不出意外地构想出一位神授的、全能的主教，用神圣的经文向子民传话。

各种创世故事为各个部落的成员解释了自身存在的理由，让成员们觉得本部落最受庇护、最受神的眷顾。作为回报，部落的神明则要求部落成员对其绝对地信仰和服从。事实也的确如此。创世神话是团结部落成员的重要纽带，为信徒提供了独特的认同感，要求部落成员忠诚，加强秩序，并赐予成员戒律法令，增强士气，鼓励献身，赋予生命以意义。如果不是创世故事定义了存在的意义，部落就无法长存，权力将衰退、消解并死去。因此，在各个部落的历史早期，创世神话常被要求刻在石头上。

创世神话是一种达尔文式的生存策略。部落之间发生冲突时，本族的信仰者与外界的异族构成竞争，部落冲突便成为塑造人类生物学本质的主要驱动力。神话的真实性有赖于心灵，而不在理智的头脑。我们永远不可能根据人类制造的神话本身来发现人性的起源与意义。但反过来是有可能的，即借由人性的起源与意义或许可以解释神话的起源与意义，从而理解组织化宗教的核心。

这两种世界观有可能调和吗？诚实而简单的回答是，不能。这是无法调和的两种世界观。两者的对立正说明了科学和宗教的区别，一个有赖于经验，一个相信超自然。

有关人类处境的巨大谜团倘若不能求诸宗教虚妄的根基，那也未必有希望借由反思来解答。独立的理性思考无法处理其本身的进程，大脑的大部分活动甚至不会被意识感知到。诚如达尔文所言，

大脑就像一座城堡，无法被直接攻破。思考有关“思考”的问题是艺术创造的核心过程，可我们并不能从中知道自己的思考方式，也无从解释艺术创造最初为什么会萌发。意识的演化经历了数十亿年生死斗争，而且这种斗争说明意识并非是为了反思而诞生的。意识的目的在于生存和繁殖。意识受到情感的推动；意识完全、彻底地忠于生存和繁殖的目的。艺术创造或许可以将心灵的复杂扭曲传达得丝丝入扣，但表现出的人性就好像根本不曾经历过演化似的。艺术创造强有力的隐喻对于解答人类处境之谜并不比古希腊的戏剧与文学更近一步。

科学家侦察大脑城堡的边界，搜寻壁垒上隐藏的缺口。以此为目标，科学家发明了一些技术，并通过这些科学技术获得了突破。如今，科学家读取出了基因密码，可以追踪数十亿个神经细胞组成的通路。接下来科学家的技术研究很有可能在一代人之内取得长足进步，足以解释意识的物理基础是什么。

然而，解答了意识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就能知道自己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吗？答案并非如此。从根本上理解大脑的物理运行机制可以让我们接近终极目标，然而我们还需要从科学和人性两方面收集更多的知识。我们需要了解大脑是如何演化的，以及如此演化的原因。

此外，我们向哲学寻求谜底的努力也徒劳无功。尽管拥有宏大的目标和历史，纯粹哲学却早就放弃了关于人类存在的基本问题。这一问题本身堪称声誉杀手。它就像站在哲学家面前的蛇发女妖，即便是最优秀的思想者也不敢直视其面目。他们的厌恶有着充分的理由。哲学史中充斥着心灵研究的失败模型，著述中遍布意识理论的残片。20世纪中叶，逻辑实证主义式微，此后出现了将科学与逻辑糅合进封闭系统的趋势，职业哲学家成了智识上的离乡者，兴趣转移到更容易驾驭、尚未被自然科学占领的学科，包括知识史、义学、逻辑、基础数学、伦理学、神学，以及最能赚钱的关于个人发展的学科。

哲学家在这些形形色色的领域内倒是十分活跃，但至少目前，用排除法来看，人类处境之谜就只能留给科学来解答了。科学能够承诺并业已给出的部分回答如下:人类的诞生有且仅有一个真实的过程，而非神话。科学正在一步一步提出、检验、补充和确认人类处境之谜的答案。

我将在本书中说明，科学进展，尤其最近20年的科学进展，足以环环相扣地论证和解答“我们从哪里来”和“我们是谁”这两个问题。为此，我们还需要回答两个由此产生的更基础的问题。首先，为什么会有高级社会生物这种在生命历史中十分罕见的存在？其次，推动高级社会生物出现的驱动力是什么？

解答上述问题需要多学科的综合，从分子遗传学、神经科学、演化生物学，到考古学、生态学、社会心理学和历史学。

任何一种试图解释这类复杂过程的理论都可以用一个方法来检验，那就是看一看这种理论是否适用于地球上其他的社会性征服者，如高度社会化的蚂蚁、蜜蜂、胡蜂和白蚁。这也是我在本书中要做的。要发展社会演化理论，就有必要采取这样的研究角度。我知道把昆虫和人类相提并论很容易遭到误解。你也许会说，猿类尚且与人相差极大，更何况昆虫？其实，这样的类比对于人类生物学一直很有帮助，把较低级的生物与较高级的生物作比较也不乏先例。生物学家通过对细菌和酵母的研究学习，了解了人类分子遗传学的原理，取得了巨大成功；生物学家依靠线虫和软体动物，了解了人类自身的神经结构和记忆机制；果蝇则教会了我们很多有关人类胚胎发育的机理。我们要从社会性昆虫那儿学的东西同样不少，这种学习可以为人性的起源和意义补充背景知识。

本文选自《社会性征服地球》

爱德华·威尔逊著

湛庐文化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