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晋书》说诸葛亮上朝要带一百名侍卫，为什么要如此谨慎小心？)

题图来自Unsplash，基于CC0协议

本文目录

正文

1、《晋书》说诸葛亮上朝要带一百名侍卫，为什么要如此谨慎小心？

诸葛亮上朝带众多侍卫自然是为了保护其人身安全。那么问题出来了：曹魏、孙吴也不乏重臣，为什么唯独诸葛亮的安保措施这么面面俱到？一方面是诸葛亮本身的重要性：

第一，蜀汉的官员组成出现了断代，诸葛亮本人出将入相，他一死，找不到足以接替的人。而这样的问题，在曹魏、孙吴都不存在。也就是说，其它两国能扛得住司马懿、陈群、绑昭、诸葛恪等人的死，他们一死还会有后来人；而蜀汉扛不住诸葛亮的死。

第二，诸葛亮是蜀汉这一新生政权的卡里玛斯型领袖，也就是精神核心。蜀汉人少地狭，之所以能建国，最初依靠的是刘备的汉室正统，可是蜀汉刚刚建立，刘备就在夷陵之战后驾崩了。刘备一死，蜀汉众多郡立刻开始叛乱，半个蜀汉立刻变色，是诸葛亮费尽心机重新统一了蜀汉。在这之后，诸葛亮又以汉相自居，重塑了汉室正统的向心力，而刘禅却无力在这一个非常时期成为新的精神核心。诸葛亮一死，“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口号就很可能立刻沦为空谈。

另一方面，是诸葛亮面临的险境：蜀汉不像曹魏拥有中原、孙吴拥有扬荆交三州，蜀汉只有一个偏远的益州，人少地狭，这意味着诸葛亮要发展人才，必须妥善利用降将，而降将是存在风险源的。之后的费祎，就是被魏国降将在席间刺杀，这件事对蜀汉国本的动摇不用多说，如果被刺杀的诸葛亮，蜀汉未必能挺得过建国前十年。除了降将之外，诸葛亮还要面对着内部的分裂，一方面是彭羕这种有着“卿为其外，我为其内，天下不足定也。”壮志的野心家，一方面是反对北伐的益州官员，他们对诸葛亮恐怕都有刺杀的动机。两方面原因一结合，刘禅自然也愿意给诸葛亮以甲士，因为有诸葛亮才有蜀汉。

当然，在蜀汉已经稳固之后，刘禅对诸葛亮也就有了其它的想法——“政由葛氏，祭则寡人”的抱怨，也是刘禅自己亲口说的。如果不是蜀汉成立于危难之时，诸葛亮想要有这样的待遇，也是不可能的。

2、翻译晋书？

【原文】

　　曹志，字允恭，谯国谯人，魏陈思王植之孽子也。少好学，以才行称，夷简有大度，兼善骑射。植曰：“此保家主也。”立以为嗣。后改封济北王。武帝为抚军将军，迎陈留王于邺，志夜谒见，帝与语，自暮达旦，甚奇之。及帝受禅，降为鄄城县公。诏曰：“昔在前世，虽历运迭兴，至于先代苗裔，传祚不替，或列籓九服，式序王官。选众命贤，惟德是与，盖至公之道也。魏氏诸王公养德藏器，壅滞旷久，前虽有诏，当须简授，而自顷众职少缺，未得式叙。前济北王曹志履德清纯，才高行洁，好古博物，为魏宗英，朕甚嘉之。其以志为乐平太守。”志在郡上书，以为宜尊儒重道，请为博士置吏卒。迁章武、赵郡太守。虽累郡职，不以政事为意，昼则游猎，夜诵《诗》《书》，以声色自娱，当时见者未能审其量也。

　　咸宁初，诏曰：“鄄城公曹志，笃行履素，达学通识，宜在儒林，以弘胄子之教。其以志为散骑常侍、国子博士。”帝尝阅《六代论》，问志曰：“是卿先王所作邪?”志对曰：“先王有手所作目录，请归寻按。”还奏曰：“按录无此。”帝曰：“谁作?”志曰：“以臣所闻，是臣族父冏所作。以先王文高名著，欲令书传于后，是以假托。”帝曰：“古来亦多有是。”顾谓公卿曰：“父子证明，足以为审。自今已后，可无复疑。”

　　后迁祭酒。齐王攸将之国，下太常议崇锡文物。时博士秦秀等以为齐王宜内匡朝政，不可之籓。志又常恨其父不得志于魏，因怆然叹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亲，不得树本助化，而远出海隅?晋朝之隆，其殆乎哉!”乃奏议曰：“今圣朝创业之始，始之不谅，后事难工。自羲皇以来，岂是一姓之独有!欲结其心者，当有磐石之固。夫欲享万世之利者，当与天下议之。秦、魏欲独擅其威，而财得没其身;周、汉能分其利，而亲疏为之用。此自圣主之深虑。事虽浅当深谋之言虽轻当重思之志备位儒官若言不及礼是志寇窃。知忠不言，议所不敢。志以为当如博士等议。”议成当上，见其从弟高邑公嘉。嘉曰：“兄议甚切，百年之后必书晋史，目下将见责邪。”帝览议，大怒曰：“曹志尚不明吾心，况四海乎!”于是有司奏收志等结罪，诏惟免志官，以公还第，其余皆付廷尉。 (选自《晋书?曹志传》，有删改)

　　【翻译】

　　曹志字允恭，谯国谯人，是魏陈思王曹植的庶子。年轻时喜欢学习，凭借才能与品行而扬名，平易质朴，有宏大的抱负，还擅长骑马射箭。曹植说：“这孩子是保护国家的人!”于是把他立为继承人。后来改封为济北王。晋武帝任抚军将军时，有一次到邺城迎接陈留王，曹志在夜里拜见晋武帝，晋武帝和他交谈，从傍晚一直谈到第二天天亮，十分看重他。等到晋武帝接受禅让登基，曹志降为鄄城县公。晋武帝下诏说：“过去在前代，虽然国运交迭兴盛，对于先代的后裔，继承不废，或者九服之内都位列藩王，充任官职。选众任职，惟给有德的人，这是最为公平的途径。魏氏诸位王公培养道德胸怀才器，壅塞不用时间已久，以前虽然下过诏书，应当选择任用他们，但近来各部门缺少官员，未能起用他们。前任济北王曹志为人清廉正直，才行高洁，好古文，通晓各种事物，是魏宗室中的英才，我很喜欢他。现任曹志为乐平太守。”曹志在乐平太守任上上书，认为应当尊崇儒学重视道家，请求给博士设置吏卒。历任章武、赵郡太守。虽然多次担任太守的职位，但不把政事放在心上，白天游玩打猎，晚上则诵读《诗》、《书》，以歌舞和女色来娱乐，当时见到他的人都不能推测他的才量。

　　咸宁初年，皇帝下诏说：“鄄城公曹志品德忠诚，向来质朴，学识通达，应该在翰林院任职，以便扩大贵族子弟的教化。现任命曹志为散骑常侍、国子博士。”晋武帝曾读《六代论》，问曹志说：“这是你先王写的吗?”曹志对答说：“先王有亲手写的著作目录，请让我回家查一查。”查后回来上奏说：“查了目录没有这一篇。”晋武帝又问：“那是谁作的呢?”曹志说：“以我所听到的，这是我的同族父曹冏写的。因为先王文章高超，名声卓著，曹冏想让书流传后世，因此假托先王所作。”皇帝说：“自古以来也多有这样的事。”回过头对公卿说：“父子证明，足以查审。从今以后，可以不再怀疑了。”

　　后来曹志又改任祭酒。齐王司马攸将到封国去，皇帝下诏太常讨论给他赏赐文物。当时博士秦秀等人认为齐王应在朝廷匡助朝政，不应该到边远的封地。曹志常常遗憾他的父亲在魏国时不得志，于是怆然长叹说：“哪有这样的高才，这样的亲族，不让他稳固根本辅助教化，而让他远去海隅呢?晋朝的兴盛，大概危险啦!”就上奏议说：“现在圣朝刚开始创业，开始就不诚信，以后的事就难以做好。自羲皇以来，天下难道是一姓所独有的吗!想争取人心的人，应当先有如盘石般的基业;想享有万代利益的人，应当和天下人共同讨论国政。秦国、魏国想独擅自己的权威，贪得财物导致了灭亡;周朝、汉朝能够分享天下的好处，不论亲近疏远的都受其利用。这是圣明的君主应该仔细考虑的事情。事情即使浅显，也应当深入谋划;言语即使轻微，也应该慎重考虑。我位列儒官，如果言语无礼，那是我的过错。知而不言，我所不敢。

　　我认为应当按博士等讨论的去做。”奏议写成要去上奏，见到了他堂弟高邑公曹嘉。曹嘉看后说：“兄长写的奏议很恳切，将来一定会写入晋史，但现在将受到责罚。”皇帝看了奏议，大怒说：“曹志都不能明白我的心，何况天下人呢!”于是有关官员上书拘捕曹志等，治他们结党的罪，诏书只免除了曹志的官，让他回到府第，其他人都交给廷尉治罪。

3、《晋书》为什么把前凉列入《僭伪列传》，而不列入本纪？

我们现在看到的《晋书》，是唐朝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等人修撰的。叙事从司马懿开始，到刘裕取代东晋为止。全书共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志二十、列传七十、载记三十卷。唯独没有“僭伪列传”。

唐代之前，私家撰晋史的有十八家，如晋王隐、虞预都有《晋书》、干宝、邓粲都有《晋记》、刘宋徐广、萧齐臧荣绪都有《晋纪》等等，但这些晋书由于出自众人，各有侧重，唐刘知几评价“制作虽多，未能尽善。”

唐太宗评价十八家晋史：“但十有八家，虽存记注，而才非良史，事亏实录。”

唐太宗一世明君，十分重视修史，为了“以史为鉴”，下令大开史局，设置史官，专门编撰前代历史。又因唐太宗认为晋朝“唯晋氏膺运，制有中原。”所以格外重视晋史。

贞观十八年（644），诏令房玄龄、褚遂良等二十余人编撰《晋书》。以臧荣绪的《晋纪》为底本、参考其他各家晋史资料编撰。由于人手多，资料丰富，用了三年时间就编撰成书。

唐编《晋书》，创新了史籍的体例，除纪、志、列传外，把五胡十六国列入了“载记”，载记这种体例，在以前史籍中是没有的。

唐编《晋书》把十六国中的前凉、西凉列入了“列传”，其余均载入“载记”。

唐之前各家修晋史，有的重视两晋而忽视十六国割据政权，有的只记本国历史而不记其它割据政权。

唐编《晋书》，以两晋政权为正统，以十六国为“偏霸”，增设了“载记”体例。做到了全面、如实反映两晋时期割据政权林立、民族关系复杂的史貌。在史实叙述中，除少数民族割据政权的“载记”中有“僭、伪”字眼外，基本上还是将十六国和两晋放在同等地位对待的。

唐编《晋书》中没有把前凉列入《僭伪列传》，书中也没有《僭伪列传》的章节。

前凉张轨、张茂、张骏等人的列传位于《晋书·卷八十六·列传第五十六》。

4、晋书、汉书、后汉书各自写那些年代？

“晋书写晋朝,汉书是西汉,后汉书是东汉 《晋书》。《晋书》，中国的二十四史之一，唐房玄龄等人合著，作者共二十一人，《后汉书》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由中国南朝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